发布日期：2023-12-30 07:41    点击次数：194

我与汪熙先生相识于1977年kaiyun，那时我是上海东谈主民出版社接洽《盛宣怀档案而已选辑》丛书（以下简称盛档选辑丛书）的职守剪辑，他是这套丛书的主编之一。我与汪先生是两辈东谈主，我视他为长辈、憨厚，他对我暖热祥和，使命中主动与我探究，亲切地称号我为“金元同道”。执续三十多年的往来，我与汪先生的接洽变得非祛除般，他也曾在一次聚餐时对我说“咱们是一又友”，视我为他的忘年之契。2016年底汪先生以97岁的乐龄在世，是老共事上海东谈主民出版社的副总剪辑曹培雷告诉了我这个信息，使我莫得错过参加他的哀吊会的契机，不然我会缺憾毕生。

《盛宣怀档案而已选辑》丛书

汪先生一世竭力于知识之事，他视学术为人命的办事，一世的学术行动中，他主执的多卷本盛档选辑丛书的整理出版使命执续二十多年，这套书的出版应该算是他呕精心血、引以为荣耀的遵守；虽说这套书有三名主编，但这套书历经险峻、繁重问世，汪先生厥功至伟，致使不错说，莫得他就莫得这套书的齐备出版。动作盛档选辑丛书的职守剪辑，几十年来我目击了汪先生为这套书所付出的用功，底下就写些我所知谈的汪先生与盛档选辑丛书整理出版的旧事。

主执盛档整理小组的日常使命

盛宣怀档案而已藏于上海藏书楼，对它开展的整理、出版使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市的一项文化工程，亦然上海东谈主民出版社的重心出版技俩。这套书的职守剪辑原本是上海东谈主民社的老剪辑李家寿先生，因各样原因，1977年社调换决定让我接办这套书的责编使命，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从此使我结子汪熙先生。盛宣怀档案内容丰富，触及晚清的政情、经济、文化以及对外接洽，而况而已限制广大，因此参加剪辑整理使命的东谈主都是大家学者，并设有三名主编，永别是陈旭麓、顾廷龙、汪熙。陈旭麓系华东师范大学盛名教唆，有造就任务，要带研究生，无暇镇守整理小组参加具体使命，仅仅半个月阁下去一次整理小组，作些带领；顾廷龙系上海藏书楼馆长，老大而况馆务缠身；因此日常使命全由动作盛名中国近代经济史大家的汪熙先生主执，汪先生天天坐班盛档整理小组。我接办责编使命后，社调换嘱咐我一星期要三次去上海藏书楼的盛档组上班，这就增多了我与汪先生往来的契机，使我对他与盛档整理使命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盛档整理使命风景上是多个单元的合营技俩，它们永别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上海藏书楼、上海东谈主民出版社。参加东谈主员永别由上述单元派出：其中属于整理小组谨慎成员的有左钧如、都国华、季平子、武曦、徐元基、黄苇、葛正慧、朱子恩；先后参加过这项使命的有陈匡时、夏东元、方诗铭、汤志钧、吴乾兑、余先鼎、张铨、赵清、蔡幼纹等，不外他们这些东谈主参加这一使命的时辰较为有顷；另有两名援救东谈主员，即稿件抄录东谈主员和卡片目次制作主谈主。趁机说一句，《人命不绝、求索不啻：汪熙先生牵记文集》的插页第4页末的彩照证实笔墨“上海藏书楼盛档整理小组新训练员合影”是有误的，像片中盛档整理组的成员只须汪熙、季平子、朱子恩、武曦四东谈主，也不存在盛档整理小组新训练员之说。

因盛档而已藏于上图，因此整理小构成员每天到上图坐班。那时上图在上海南京西路325号，即本日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与东谈主民公园为邻。动作主执使命的主编，汪先生天天去上图上班，与别东谈主比拟，他是早去晚归。参加盛档整理使命在那时既莫得课题费，也莫得稿酬（自后收复稿酬轨制后，只须千字几元的稿酬），仅仅由上海东谈主民出版社提供信封、稿纸、圆珠笔，给整理小组谨慎组员每东谈主每月买一张6元钱的群众汽车月票。

“盛宣怀档案整理组”合影：汪熙（前右一，复旦大学）、陈旭麓（前右二，华东师范大学）、葛正华（前右三）、季平子（前右四，上海师范大学）、朱金元（后右一，上海东谈主民出版社）和徐元基（后右三，上海社会科学院）

制订整理盛档选辑丛书的标准条件

盛宣怀是晚清朝廷重臣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先后承办了汽船招商局、华盛织布局、汉阳铁厂、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互市银行、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等近代新型企业，并官至晚清邮传大臣，还参与政府的应酬行动，是清政府炙手可热的大员，留有多数的档案而已。这些而已均属未刊，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除了信得过地纪录了中国电报局、招商局、互市银行、机器织布局等近代新型企业的创办流程、预计打算状态外，还具体反馈了中日甲午往来、义和团畅通、辛亥翻新等中国近代要紧政事事件；灵活地展示了与这些要紧政事事件关联的朝廷官员的气魄，以及番邦政要的认识。

但这些而已自己却运谈多舛。辛亥翻新后，盛宣怀隐迹日本，这些而已投入上海大东藏书楼；抗战爆发后，这些而已西迁重庆，缭乱地装在木箱、麻袋中，堆放在祠堂内，遭受到侵蚀；抗战见效后，这些而已又回到上海，存入上海藏书楼，耐久堆放在楼梯的拐角处，未能得到妥善撑执，因此而已原件毁坏严重，不少而已一拿就要落空，“碰不起”，这给整理使命带来不小的挑战。而给整理使命带来更多坚苦的即是原件的笔迹放纵不胜，难以鉴别；盛档而已品类繁多，有电报稿、信札、日志、奏稿等，其中电报稿居多，电报稿的原件多有盛宣怀的批语和修改内容，偶有盛宣怀我方的拟稿，他的笔迹放纵如天书；更有甚者，信札中有些内容不及为外东谈主谈，属于玄机性质，于是就出现他东谈主无从清爽的“都东野语”式的黑话。而对如斯繁重的任务，整理组的东谈主有畏难念念想，主张对这类问题一律以“原文如斯”的粗浅方法科罚。汪先生则自有主张，他对整理使命定出若干条件：对每一件原件认真阅读，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材料；对筛选出的原件材料，要笃定日历，按内容归类；对筛选出的原件要抄录查对，凭据内容拟加小标题，对正文加标点标志，内容冗父老要分段落；对放纵字体要反复鉴别，组员间不错计议，对辩说不出的草体字存疑，汇总交到汪先生处；对“都东野语”式的黑话要验证其内容，并加审视证实。在他制定的这些王法中，汪先生细巧强调选出有价值的内容是顶伏击的一环。他制定这些王法彰着是经过三念念此后行的，事实阐述这些王法为擢升整理质地起到了伏击保险作用。整理小组的同仁都认同汪先目生远的这些王法。

汪先目生远的整理标准条件应该说难度是很高的，整理构成员承担的使命亦然很重荷的，只怕完成一个“难啃”的原件整理使命，需要消耗一整天的时辰，致使消耗几天的时辰，这会严重影响整理使命的进程。为了使整理使命增速，汪先生向陈旭麓先目生远但愿他的学生来襄助作念些事情，于是陈旭麓先生1979年10月让昔时我方的研究生陈梅龙、谢俊好意思连合各东谈主的毕业论文写稿需要，来盛档整理组匡助使命。与此同期，汪先生还让我物色有一定文化水准，字写得好的，使命认真仔细的东谈主来匡助抄录整理组选出的原件，我物色的东谈主选是我的共事的父亲，弥散得当汪先生的条件。由于他弃取的这些标准，对加速整理进程，擢升整理质地起到伏击的推进作用。

汪先生不仅对组员无情严格的条件，他我方亦然按条件参与到具体的专题整理使命中，如该套丛书的8个专题中，《辛亥翻新前后》一书是集体遵守（签字是三位主编），汪先生也承担了一部分具体整理使命；80万字的《汽船招商局》一书的而已由汪先生从盛档而已中筛选出，并对抄录出的每一件材料笃定了日历、初步作了标点，终末此书由两东谈主签字，汪先生是第一签字东谈主。此外，每个组员对难以鉴别的草体字，对不解其意的“都东野语”式的黑话，对不成笃定原件的日历等一系列深沉之题，都要摆到汪先生的案桌上，由他终末解疑。汪先生还要对这套书的8个专题共11本书稿（平均每本约60余万字）作终末的毅力。使命量之大、压力之重确切难以瞎想。为了加速科罚手头的使命，汪先生简直天天地班后要把使命带回家陆续作念，使命到半夜。整理小组的东谈主知谈这个情况后都很信服他，我难忘徐元基、都国华都说，汪公神采飞扬，负重致远，莫得第二个东谈主不错作念到这样。汪先生曾擅自里对我说，他每天中午骑自行车回家吃午饭要喝些白酒，睡一个小时的午觉，这样不错保执全天神采飞扬。

打发外来的困扰

除了要靠近整理使命自己的各样坚苦，汪先生还要打发外来的困扰。对盛宣怀档案而已，汪先目生远依内容按专题整理，应该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学术主张，出版后便于学者使用，能充分阐扬而已的价值。但这一主张遇到主编之一的上海藏书楼馆长顾廷龙先生的热烈抵赖，顾老先生依藏书楼整理上架的惯有念念路，强项主张按原件的日历编排整理出版。顾总是文化界才高行洁的老前辈，深得众东谈主尊重，但若何整理盛档而已却亦然个大问题，汪先生具有耿正的脾气，他既尊重顾老，又不作迁就，屡次到顾老的办公室，耐烦肠与他探究想法，举出洋表里同类书的成例，劝服顾老，并得到了主编之一的陈旭麓先生的支执，顾老最终快乐了汪先生的主张。事实阐述，盛档按专题整理出版深得学界东谈主士的赞好意思，如澳大利亚中国洋务畅通史大家黎志刚教唆对这套书拍桌讴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勇教唆在我眼前讲这套书编得好，很有效。趁机说一下，汪先生主执的盛档而已出版后，外传上海藏书楼自后的调换又组织东谈主对而已依技艺章程进行编排整理，并将部分盛宣怀等东谈主的亲笔原件按文件而已的规格影印出版，然而影印出版的典籍很难垄断，照旧汪先生按专题整理出版的盛档而已学术使用价值高。

天然顾廷龙先生快乐了汪先生按专题整理盛档而已的主张，但事情并莫得完，对汪先生来讲困扰莫得限定。不久，文化局摊派上海藏书楼使命的一位调换托东谈主带话说，盛档而已是上海藏书楼的财产，要按照藏书楼的条件整理，即按照日历编排整理。说是托东谈主带话，因为是官话，分明即是一谈行政大叫。带话东谈主还要等着汪先生的回话。这套书虽说是三个主编，实质上承受巨大压力的只须汪先生一个东谈主。那时在我看来，汪先生的确是机灵过东谈主，他弃取不予径直回复的气魄，对带话东谈主讲，咱们是搞研究的，是按研究的念念路在搞，这个问题已与顾老探究过，得到了他的支执，但愿这位调换能到咱们这里来考核一次，或咱们主动上门，径直报告使命，但愿商定一个时辰。汪先生莫得等来约见的安排，等来的却是让整理小组搬离上海藏书楼的见知，情理是这间房间要派其他用处。若是被动除掉，盛档整理使命就会短寿。这出乎预见的情况让整理小组的整体东谈主员感到了危急，于是汪先生立即调遣使命方法，动员群众负重致远筛选材料，抄录材料，整理使命日后补作念，并让我再物色增多抄稿东谈主员。

有一天中午，汪先生约我到他那时延安路圭臬村尊府共进午餐，想听听我对盛档组被除掉上图这件事情的认识，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件事彻首彻尾向老社长宋原放报告，他很赞同。当天快放工时，我赶回出版社，将盛档整理小组在上图的境遇向老社长作了报告。凑巧的是几天后宋原放社长要与文化局的方副局长、上海社科院的调换陆志仁、复旦大学教唆田汝康、华东师范大学教唆陈旭麓先生在漕溪北路40号开小会，研究编写出版多卷本上海史的事情，宋原放社长让我随着他沿途去，并让我带些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送经受会者，超越顶住我把依然出版的盛档而已书成心送给方副局长。在他们开会快限定时，宋社长含笑着示意但愿方副局长支执盛宣怀档案的出版使命。

天然没能得到方副局长的径直回报，但宋社长的话照旧起了作用的，文化局莫得像先前那样催促整理小组除掉上海藏书楼，从而使整理小组得以推迟几个月除掉。正因为争取到这段负责的时辰，在汪先生的安排下，把要抄录的专题而已基本抄录了下来，天然因为时辰太紧，照旧留有缺憾的。过后汪先生曾对我讲：很感谢老宋，他的话很关节，使咱们获得了时辰，不然这些而已抄不出来，想想后怕。汪先生的这些话，标明他内心对盛宣怀档案而已整理使命充满怜爱，相配执着。

筹措资金出都盛档选辑丛书

盛宣怀档案而已整理小组撤出上海藏书楼后，已抄录的绝大部分专题而已还有重荷的整理使命：对每件而已加标点、拟定标题等。而原先整理小组的谨慎成员所属各单元的科研和造就任务启动重荷起来，他们示意难以陆续承担后续的整理任务。为了保险整理使命的日常进展，汪先生决定充实整理东谈主员，让我、陈绛和傅德华等东谈主先后加入到后续的整理使命中。于是，我参加到《汉冶萍公司》专题第三册，傅德华参加到《义和团畅通》专题，陈绛参加到《汽船招商局》专题。咱们三东谈主虽不属于盛档而已整理小组的谨慎成员，但为盛档的出版也献上了一份绵力。

一切安排稳健，按理说只须假以时日，就可成绩遵守。但谁也莫得猜测，事情又发生了新变化：上海东谈主民出版社为放松经济压力，从1989年春启动调遣出版结构，因盛档选辑丛书限制大、印数少，新的社调换决定对尚未出版的盛档五本书作暂缓出版科罚。说是暂缓，从那时的步地看，其实即是遥不可及。对这样的科罚我很为难，但这是社里的决定，我照实向汪先生作了探究。让我没猜测的是，汪先生听后示意领路，并对我讲：这套书三个主编，咫尺第一主编陈旭麓教唆已作古，我一定会想主张让这套书出都，一是对得起旭麓公，一是对得起这样多参与这项使命的东谈主，一是对得起我我方。汪先生这番话多情有义又有担当，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件旧事。

盛宣怀档案属未刊而已很独特，启动整理时宣称要遮盖，因此莫得些许东谈主知谈此事，当盛档而已第一册《辛亥翻新前后》出版后，影响飞速扩散，不久连外洋学者也知谈了，那时中国对外绽开刚起步，好意思国粹者费维凯对盛宣怀档案的未刊而已怀有隐讳感，找到汪先生，但愿能看一眼这个而已的真状貌。那时盛档整理小组行将除掉上海藏书楼，于是在征得整理小组内的上海藏书楼东谈主员武曦的快乐后，汪先生管待了费氏的这种无关轻重的条件，让他看了一下，时辰很局促，前前后后神圣一刻钟时辰。当盛档整理小组除掉上图后，因为这件事武曦受到了品评，这样他在藏书楼的日子很愁肠。汪先生知谈这个情况后，荒谬不安，想方设法通过熟东谈主将武曦调入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使命，使他有了一个平缓的使命环境。自后武曦见到我时说，汪公多情有义，帮了大忙。

咫尺再回到汪先生所说的一定要想主张让这套书出都的这句话上来。所谓想主张其实即是由他来筹措资金出版尚未出版的盛档选辑丛书其余各册。盛档选辑丛书共8个专题11本书，精装本。那时出版社照旧铅字排版时间，出版周期很长，一册30万字的平装本学术文章两年出版也不算慢。而盛档选辑丛书动作出版社的重心书在1985年前已出版6本，它们是《辛亥翻新前后》《湖北设备煤铁总局荆门矿物总局》《甲午中日往来》（高下）《汉冶萍公司》（一、二），还有五本书未出，它们是《汉冶萍公司》（三）《中国互市银行》《上海机器织布局》《义和团畅通》《汽船招商局》，这五本书都需要筹措资金智力出版，而况这五本书的字数平均每本在七八十万字之多，需要的资金总额约50万元东谈主民币。这样一笔数预计打算资金即是放在当下也抵制易筹措，而在那时算是一笔巨款。我那时以为汪先生很难筹措到这样数预计打算钱款，真的为他担心。但他凭着我方深厚的东谈主脉接洽，个东谈主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先后从清史编纂委员会、德国友东谈主、汽船招商局集团、中国工商银行文化基金会、兰生集团及上海对外作事公司筹措到需要的出版资助，并应时地将这一笔笔钱款通过银行转入到上海东谈主民出版社的账号上。随着出版投入电脑排版时间，从2000-2002年，暂缓出版的五本书陆续出版，从而使《盛宣怀档案而已选辑》丛书全部出都，莫得留住缺憾。正如我在前文所说的，这套丛书莽撞出都，汪先生厥功至伟；莫得他的发奋，也许就不会有这套书的齐备问世。2015年4月，上海东谈主民出版社决定再行出版《盛宣怀档案而已选辑》丛书，8月，出版社与汪先生坚硬了重印协议，2017年1月，重印新书全部出版。缺憾的是，汪先生未能看到重印的新书，但新书的出版标示了汪先生学术人命的延续。

盛宣怀档案而已丛注销都后，我与汪先生的合营往复一直莫得断绝过。2005年1月我调离上海东谈主民出版社，从此汪先生所有这个词与上海东谈主民出版社合营的文章均由曹培雷负责了。

此后，我与汪先生的接洽一直执续着，他莫得健无私，时而将他发表的论文抽印本让家里的大姨邮寄给我，把新出版的文章快递给我；时而让我到他合肥路尊府作客用餐。汪先生莫得健无私，我也一直牵记他；汪先生走了，他弥远留在我心中。

（作家：朱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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